2026年10月，陆勇把药量减半了。融合基因检测阴性，医生评估可以尝试停药。此时距他2002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已过去二十四年；距他第一次从印度买回仿制药，也过去了二十二年。陆勇停药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不在于一个病人终于摆脱了药物，而在于“停药”这个动作背后，那条曾经承载了成千上万患者生路的“印度代购”链条，已经完成了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全部使命。
“印度代购”的真正起点，是一道残酷的算术题。正版格列卫一盒两万三千五百元，每月一盒，未入医保，一年近三十万；印度仿制药最初四千元一盒，后来在团购规模扩大后一路降到两百元左右。对于2004年的陆勇而言，这不是“选择”，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他通过病友群把购买渠道分享出去，人数最多时上千人，他默默帮三百余名病友对接购药渠道。彼时“印度代购”四个字并不带有任何灰色浪漫色彩，它是一群绝症患者在制度缝隙里自行搭建的输血管道，粗糙、脆弱，却直接决定了很多人能不能看到第二年的春天。
这条管道的断裂发生在2014年。陆勇因使用网购的信用卡向印度汇款，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按照当时的《药品管理法》，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一律以假药论处，即便它被患者验证有效、被印度药厂以合法仿制的方式生产，“印度代购”在法律评价上也仍然是“销售假药”。然而法律逻辑与生存逻辑在这里正面相撞：三千多名病友自发联名请愿，司法机关最终查明陆勇不仅没有牟利，反而自掏腰包补贴病友，2015年沅江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印度代购”第一次以如此尖锐的方式，把一个被长期遮蔽的问题推到公共视野中心：当一种药能决定生死，而它的合法版本价格足以让一个家庭在两年内归零时，法律应当如何面对那些“违法求生”的人？
陆勇案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没有被简化为一个“好人违法”的道德故事，而是触发了制度层面的连锁反应。2017年格列卫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报销比例达70%以上；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进口未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照假药论处。与此同时，国产慢粒药物从一代迭代到三代，患者经过医保报销后个人每月仅需负担几百元。当正版药变得可及，“印度代购”的经济理由被釜底抽薪。陆勇本人在2026年重返印度时已不再是为代购奔波，而是以旅游签证探望药厂老友、考察新药，他感慨“病友已无需依赖跨境代购，代购使命已圆满结束”。
因此，陆勇停药不是一个孤立的医学喜讯，而是一个制度变迁的句号。“印度代购”曾在漫长的十几年里，充当了中国药品可及性困境的民间解决方案：它不合法，但它有效；它不规范，但它救命。它的退场，不是因为患者不再需要廉价药，而是因为国家医保和药品审批制度终于开始以更系统的方式回应那种需要。陆勇从“印度代购”的牵头人，变回一个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停药的普通患者，这中间的二十二年说明了一件事：真正的“药神”，从来不该是某个冒着刑罚风险帮人买药的个体，而应当是一个让任何人都不必走上那条路就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的制度。